大屠殺幸存者：國家公祭日，媽媽沒等到，我等到了【2】

　　記憶

　　爸爸說“很快會回來”

　　新京報：1937年成了人生中印象最深的年份？

　　艾義英：嗯，怎么也抹不掉。我86歲了，有時他們問我過去的事，其他年份的會模糊，有些干脆忘了，但1937年的一切，現在都在腦袋里。

　　新京報：說說那年你經歷的事情。

　　艾義英：那年南京的冬天冷極了。村里都在傳日本人要來。我親眼看到日本兵在村口殺了兩個人就跑回家報信兒，第二天天沒亮，爸爸就帶我和弟弟去姑奶奶家逃難。后來爸爸和叔叔還是被抓走了，我那時候還喊“爸爸，你帶我們出來，就不帶我們回去了嗎？”記得當時他說，“爸爸很快會回來的，照顧好弟弟”。這是他最后的話。

　　姑奶奶帶我們在山上躲了一夜，再見到爸爸時，他身上都是血、刺刀孔，我的兩個叔叔還有我堂哥，身子都硬掉了。

　　新京報：剩下孤兒寡母。

　　艾義英：媽媽和幾個嬸子帶著我們逃命，逃的過程中，當時12歲的堂姐還被日本兵糟蹋了，就是一群魔鬼。

　　大家都躲在山上，不敢回村。那時我媽懷著孕，在山上生下了我另一個妹妹�？擅妹蒙�下來根本養不了，我們自己都難得有東西吃，當時媽媽哭著說“對不起啊對不起啊”，把妹妹丟在山上了。

　　那時候最怕下雨，媽媽就舉著一把破傘，摟著我們姐弟三個，哆哆嗦嗦等天亮。

　　新京報：什么時候覺得沒那么緊張了？

　　艾義英：躲到了大概1938年的3月份，很多村民陸續回村，好像當時日本兵說是不殺人了。我爸爸是1938年的3月份才下葬的，媽媽就去求族里的長輩，長輩們給了幾塊草席，后來找人在山上挖了坑，才把爸爸安葬。

　　之后媽媽就帶著我們種田，沒勞動力，媽媽就說種多少吃多少，都是她一個人在撐，那時候她才29歲。

　　新京報：她對苦難的感受會更深刻。

　　艾義英：媽媽77歲過世的，爸爸被害后她一直沒改嫁，她生病時反復跟我和弟弟妹妹說，“一定要找副棺材殮起你爸的尸骨，把我們葬在一起�！�

　　公祭

　　紀念一個國家的傷痛

　　新京報：有了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名單墻之后，每年都會去那里嗎？

　　艾義英：我是2011年聽人說起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征集幸存者，就自己坐車到了紀念館，想問問具體情況，沒想到在紀念館的哭墻上，第六個就是我爸爸的名字（艾姓按照拼音排在前面）。

　　之后每年清明還有12月13號，我都會買一些鮮花，去那里祭奠，我的家人在那里，無數人的家人也在那里，不光是一面寫滿名字的墻，也是我們過去經歷的（歷史）。

　　新京報：國家層面的紀念意味著什么？

　　艾義英：我9歲就沒了父親，當時他說他很快會回來，這話我一直記得。每年去紀念館，也都會念叨念叨這個事。國家的事情我不懂，這次我在日本，對方告訴我說，每年廣島、長崎原子彈襲擊紀念日，日本都會舉行重大的祭奠活動。那些老百姓也可憐，但是就遭受的程度來說，77年前南京城里城外那些百姓，不是要痛苦千萬倍嗎？但我們卻遲遲沒有公祭日。

　　新京報：所以能經歷這次公祭也是一種安慰？

　　艾義英：活到現在，有機會把過去遭受的苦難講出來，對我們這些幸存者，確實有個情緒的出口。這些天我總會想起媽媽，太多像她一樣的人，其實什么也沒有等到。相對她們我是幸運的，好歹等到了。

　　新京報：公祭日當天有什么安排嗎？

　　艾義英：往年會去哭墻給家人獻束花，但是這次從日本回來，聽紀念館的人講，公祭當天好多領導人要來，也是國家首次弄這種儀式，估計會有很多人。想了想那天我就不去了。但是我們南京每年都有那個鳴笛聲，等鳴笛聲響起來的時候，我會在心里紀念我的親人。

　　□新京報記者 盧美慧 南京報道

(來源:新京報)